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同学，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里来跟大家聊聊天。我首先讲一下，我的老家就在诸位的隔壁，新会县，很近，所以我们应该算是邻居。我们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中山先生的故乡，来跟中山先生的乡亲们见面，我在这里特别向孙中山先生致敬，向中山市的人民致敬。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问题。我从历史上一些事实讲起，再讲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每一种游戏都有它的规则，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行规，科技界和科学界也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有它的科学道德。我们有一句老话，大家都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五四”运动的时候，就提倡民主和科学，所谓的“德赛”二先生。21世纪是一个科技的世纪，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我们现在从历史上来看，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因为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而受到迫害，或者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苏格拉底是公元前5世纪的人，他被判了死刑，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第二点，就说他是腐蚀青年，把青年教坏了，所以判他死刑了。他这个死刑算是给他面子了，就是让他自杀，让他吃一种毒药来自杀，苏格拉底之死就表示他临终前将要服毒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我们别离的时间已经到了，将来我们就要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留下来活着，但是哪一个是更好，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临死的时非常沉静、非常镇定地去面对死神。另外一个是阿基米德，我们都知道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力学家。那个时候他的国王有一个王冠，国王对阿基米德说：你给我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掺假，但是你不能破坏我的王冠。阿基米德冥思苦想最后想出来了。据说他是在洗澡的时候想出来的，就是利用浮力和比重这个原理，判断这个帽子到底是纯金的，还是掺杂了铜，或者是银等其他的金属在里头，帽子一点破坏都没有。我想留给同学们一个习题，看看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他死得很惨，当时他的家乡是城邦的时代，就是现在的西西里岛。当时罗马人从意大利半岛过来侵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城邦。阿基米德当时很专心地研究着一张图纸，他都不知道罗马人已经进来了。在此之前，他设计了很多防御性设施来阻挡罗马人的入侵，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国家太小了，还是被攻破城进来了。当时他是在很用心、很投入地研究一张图纸，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罗马士兵已经在他身边。那个士兵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你不要打扰我，结果这个士兵就把他刺死了。虽然这个士兵事先就得到过命令，不得伤害阿基米德，虽然他是敌人。当时罗马人也很尊敬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来尊重他，但是他就是这样被刺死了。
我们再看一下哥白尼，他是波兰人。在16世纪的时候，他提出来一种所谓日心说，也就是说宇宙并不是像当时教会所想像的那样，地球是中心，太阳和月亮绕着地球转，相反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这样一种学说，现在看来大家都知道这是真实的，是真理，但在当时是不符合教会所讲的教义和他们所主张的宇宙观的，所以他虽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日心说，也没有办法把它传播出去，而且还受到宗教法庭等的威胁。好在他有一个好亲戚，大概有一个舅舅，还是什么，是教会的人，才免于一死，但是不允许他宣传这个。他偷偷地把那个关于日心说的书拿到国外。在德国发表了以后，书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他去世以后，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对的，就坚持了日心说这个理论，而实际上这正是一个事实。布鲁诺和伽利略是16世纪的人，这两个人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到宗教裁判。由于伽利略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天主教的教会警告他，宗教裁判所说，你不能再讲这个东西。当时伽利略是有一点策略的，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认错了，当时免于一死，但是他认错了以后，回去就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宣传日心说。他写书，写了一本叫《
关于两世界体系的对话》，他作为第三者这样来参与两种不同的学说的对话。这本书很明显的是在宣传日心说，因为这个事情，罗马教会就大发雷霆，又把他拉到宗教裁判所去审判，最后说他是利用这本书宣传这个学说，把他遣返到佛罗伦萨附近，他的故乡，终生软禁，不让他出来。到了1638年，他已经是两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1642年，就死了。所以他也是因为宣传真理而受到了迫害。布鲁诺更惨了，因为传播哥白尼所描述的宇宙观，他被宗教裁判所判了死刑，当时的死刑是把他绑在柱上活活地烧死。在他回答宣判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裁判官，当你在宣判我的死刑的时候，也许你比我接受它的时候更为恐惧，因为我说的是真理。所以他是视死如归。
我们知道布鲁诺他们所坚持的和宣传的是科学的真理，所对抗的是中世纪的愚昧和反动，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中世纪的愚昧和偏见，但是到了近代，这些愚昧和偏见还在制造着悲剧。奥地利有位科学家，波兹曼(Ludwig Edward Boltzmann)教授，他建立了统计热力学这样一个理论，但是当时他在维也纳受到很多他的同事们和同行们的讽刺和奚落，认为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整整折腾了十年，他最后自己受不了，就自杀了，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离开这个热力学，我们很多科学都进展不了，这是他的贡献。20世纪以来，种族主义、反共政权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科学家的破坏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在德国，在一九二几年，和30年代初，就受到排犹的迫害。他后来到了美国。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开始，一直到50年代，他去世的时候，他还是被美国怀疑为苏联间谍，被认为是一个“左”倾分子而监视起来，到死都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迫害，虽然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是最近才揭露出来的一些事实。事实上他是一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是一位很有良心的科学家。他曾经发现过E＝MC2这样一个公式，是能量和物质之间转换，刚才贺院士所讲的就是基于他的原理做出来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这些，但是他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在“二战”后期，曾经写过一封信给美国总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利用他的原理，E＝MC2这么一个原理，制造原子弹，但是后来真正到了原子弹爆炸以后，他良心发现了，他认为这个事情的的确确对人类是一个悲剧，又要求禁止原子弹。但是谈何容易，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手挥舞着原子弹成天向我们恐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确是他没有想到的。另外在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像奥本海默，也是受到美国FBI的迫害，甚至最后被解雇了，理由是他的前妻的前夫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共产党员，把莫须有的一些罪名都加在他的身上。而更近一点就是李文，他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他是一个华人，美籍华人，还是被怀疑是间谍，最后甚至被监禁了，他比奥本海默更惨。像这些都是20世纪所发生的对科学家的迫害事件。
在我们中国的科技界，有一些老一辈的德才兼备的优秀的科学家，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服从国家的需要，到几乎与世隔绝的基地去工作。刚才贺院士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动人的故事，或者是有一些人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走上了科技领导的岗位。有很多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也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虽然到了耄耋之年，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科技工作的发展，科技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建议和倡议。比如说863计划，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要发展科学仪器研制，是王大珩等20多位院士提出来的倡议，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有更多的科学人员在不同的岗位上，忘我地、勤奋地工作着，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他们中间有很多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刚才贺院士谈到在基地上工作，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他们是不计名，不计利，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有一些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成了无名英雄。我们特别提出来国防科技工作者就有这样一批人，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在当时是微不足道的。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是他们从不计较这些东西，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地去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吴运铎同志、陈景润同志、蒋筑英同志，最近的胡可心同志，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们会场上有很多年轻人，将来你们到要选择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要考虑祖国的需要，这也是一种精神。我记得美国在开发西部的时候，他们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号，就是年轻人到西部去。我们现在要开发大西部，同样的，我们的祖国也发出了这样一个号召，年轻人到西部去。当然我不希望现在在场的这么多人都到西部去，有条件的，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事物总是两面的，在我们中国，或者在世界上，科学技术界和教育界里面，也的的确确是有少数的败类。比如说我们国内就有很多所谓伪科学，像水变油啦，伪气功啦，在广东发功，在北京就能够看到水分子的变化了，这些都是骗人的事情，还有法轮功，更不用说了，它是一个邪教。
由于近年来在各种媒体，或者期刊上出现了不少关于科技界的抄袭、弄虚作假、歪曲或者是隐瞒事实等等的案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或者是科技人员，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应该有禁忌的。另外一方面我也谈谈个人的想法，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差不多两年多一点以前，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Science（《
科学》），现在都是以能够在上面发表文章为骄傲的。这么权威的杂志上头，在2000年大概是8月份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编辑写的，也就是一个社论吧，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是他的主编。Michael Lieber是一位美国的科学家，和他的同事们宣布撤回他的一篇关于RNA，DNA的一篇文章，因为文章的作者承认他更改了一些记录和其他的一些数据。当时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科技界非常重视，《科学》杂志甚至组织了两篇文章来评论他，都认为他了不起，结果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假货。一般的第一作者都是年轻的，或者是博士后，或者是研究生，他自己可能是被迫承认，他做了手脚，所以他就撤回了这个，所以我也非常赞赏Lieber教授这种勇气，他有勇气把他自己已经发表的文章撤回。肯尼迪这个主编说，最近发生在欧洲的一些事件表明，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在美国。这篇社论也很快翻译，8月份发表在我们的《
科学时报》上。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东北旧时期文化研究所，原来的副理事长藤村新一参与的40多处遗址全部造假，这个人造假持续了20年，是很惊人的。除了这些造假的，还有的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危害性还是很大的，就是包装。现在什么都讲包装，我们记得在《
韩非子》里头有一篇叫买椟还珠的小故事。一个楚国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夜明珠，他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木盒装着它，这个木盒还熏过香料，配一些很漂亮的羽毛、宝石等，拿到郑国去卖。结果一个郑国人，一看这么漂亮，就把它买了，他就要这个盒，然后把珠还给楚国人。这个故事是说这个人不识货，就买了一个椟还了珠，其实这个珠比这个椟要贵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里头就有问题了。你看很漂亮的一个椟，里头装的是什么，是珠吗？不见得。我们中秋节买月饼的时候，到底是月饼贵，还是包装贵？很难说。在科技界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些东西，一个成果，或者所谓成果，经过包装，了不起，世界第一，国内首创，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一个高尔夫球。所以包装也是我们目前社会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科技界这样的事情会出大问题。就是要吹，怎么样吹，吹到破为止。有一些人就希望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希望打扮成神的样子，实在不成器的，做一个小罗汉也不错。所以做假证件的就遍地都是了。我是厦门来的，厦门天天插那些小广告，天天都有新的出现，可见这个生意很兴隆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人想用一个假文凭来给自己贴上金。我们在报纸上面看到美国奥委会主席鲍尔文女士，她就是因为她的学历被人家揭出来是假的，所以不得不辞职。还好，她还算是有一点羞耻之心。我们中国有一些人，明明自己是假的，一跑了之，什么也不管。所以我说，假如我们做错了的话，要知耻近乎勇，你要知道自己错了，这是需要勇气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知错就好，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个方面应该吸取一些教训。我们科技界要讲究科研道德，不要犯刚才讲的这些错误，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单单是讲道德的约束力就不够了，要用法律，要绳之以法。陈毅元帅有一首诗里面讲过：莫伸手，伸手必被抓。我觉得德治要和法治一起。当然我们现在在座的同学们，距离进入社会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中学的同学们，但是我们不得不打打预防针。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我和一位同学一起做习题，做作业，结果两个都是半桶水，一起做，一起商量的，错都是同样的错，结果给老师发现了，他就批了一个，我现在不给你打分，除非我知道，谁抄谁的，结果我们两个人去承认了，我们不是谁抄谁的，我们是互相抄的，我们是一起做的。所以像这些东西，希望同学们自己做好好做，不要抄人家的。做科学研究，或者做一些科技工作，甚至做其他的工作，也要避免浮躁的心情，做学问，就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做科学研究的，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要急功近利、马马虎虎、信口开河，往脸上贴金，甚至无中生有，铤而走险，去抄袭剽窃，这些都是要不得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国外发生了跟咱们有关系的案件，就是辽宁古盗鸟事件。辽西出产了很多化石，里头有不少恐龙化石。有一个老农，他就把两块化石，其中一块是一个古盗鸟的化石，为了卖个好价钱，把驰龙的一个尾巴接上去了。这个尾巴是一个小恐龙的尾巴，身是鸟的身。当时在古生物界就有人说，恐龙和鸟是进化两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怎么样也没有找到一个实物来证明这个事情这样一块拼凑起来的化石，两个部分虽都是真的，拼凑起来就成了一个假货，结果这个东西被美国犹他州私立恐龙博物馆的一个馆长看到了。这下机会来了，他想：我拿到这个东西，我马上可以出名。接着他跟老农讨价还价，最后以五万美金成交。买化石不要紧，拿来玩玩算了，可这个馆长却组织人大张旗鼓地炒作。他找到美国的一家很有名的杂志，叫《
国家地理杂志》。它有一个副编辑，是搞美工的编辑，这个人叫Sloan，也是一个不学无术之辈，他也认为机会来了，就跟馆长同流合污炒起来了，最后搞了很漂亮的一期杂志，有相当大的篇幅来讲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假的就是假的，后来被中国古生物研究所的一个在读的博士生徐星识破。他认为我看来看去，这个是假的，是凑起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化石一般都是两层，你分开，就是两个，像照镜子一样，手心一样，对称的，左右对称的，他发现了另外一块，他说这个是假的，他说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个古盗鸟看来是拼凑起来的，就是一个驰龙的尾巴接在了一个鸟的身上。我们先不要说到底鸟和恐龙之间的过渡是怎么样过渡的，但是这一块东西是假的。这样就被中国一个30岁不到的学生给揭穿了。这是一个国际大玩笑，这种情况就是浮躁，想出名所引起来的笑话。
图3古盗鸟事件中国科学院非常重视关于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问题，在很早的时候就成立了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也是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它就要求院士们要加强自身建设，率先垂范，以模范行动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科技界。我们在去年2月份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纪律准则》，总共有十条。在此之前，我在两年前就做过一个报告，其中提到所谓“十戒”，我们知道基督教里头有十戒的，莫杀人什么的，我现在说了第一条，莫作恶，莫抄袭，莫剽窃。不要造假，不要隐瞒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贡献，不要对自己的小东西在那里炒作、捧，不要浮夸，不要吹牛，不要杜撰，无中生有，不要沾光，明明不是你的工作，你就不要伸手，不要硬把自己的名字贴上去，甚至进行学术行贿，或者是受贿，搞学术腐败。我想，中国科学院道德学术研究会就是体会到的的确确咱们国家有一些问题，所以提出来制定了科学道德纪律的准则。另外一个问题，倒不一定是造假，就是崇拜偶像，这个情况也是年轻人要特别注意的。对于一些权威，或者是神明般的人物盲目崇拜，轻易地、不假思索地对他们的言行深信不疑，是一些年轻学生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甚至少数教授们的一种通病。事实上，谁都有错，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亚里士多德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实所谓神是人造出来的。现在还有好多年轻人崇拜歌星，成了追星族，这个我看大可不必。省掉那个钱，省掉那个精力，好好念书不更好吗？但是我们提出来反对崇拜偶像，并不是等于不尊重领导。不要说我反对崇拜偶像，那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说的就不算，这个不行，“吾尤爱真理”并不等于不尊师重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是假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2000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博士来中国，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权威的最大危险是没有人挑战。德国在“二战”的时候，他们要做导弹，但是因为领导，做导弹的人，他听不进别人的话，一意孤行，所以犯了很多错误，花了很多钱，还是没有做出来，美国当时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接着说，他说中国和德国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非常不愿意批判权威，权威不愿意接受批判，这就完了，大家都不说话了。在我看来挑战才是人生的真谛，这是赫克曼所讲的，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们来看看历史。伽利略反对的权威是谁呢？是亚里士多德。当时在希腊，亚里士多德简直就是一个圣人，人们的口头禅说，亚里士多德说的，明知道你是对的，他也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亚里士多德不是这样说的，你就完蛋了。伽利略就敢于挑战他，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自由落体东西掉下来的时候，其下落速度是跟重量有关系的，即一个重一点的球要下落得快一点，一个轻一点的球下落得慢一点，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伽利略经过思考，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主要是有一些时候是因为空气的阻力等等。他对他的学生说，同样的两张纸，重量是一样的，假如我这两张纸一起放的话，两张纸都同时下来；假如我把一张纸捏成团，一张纸是张开，两张纸下来的时候，那一团纸就先到地上，那张纸还在上面飘，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到比萨斜塔试试。我们知道意大利比萨有一个斜塔，伽利略当时在比萨大学做数学教授。你把两个球不同大小的，铅球也好，铁球也好，这样抛下来的时候，你看看哪一个先下来，结果是两个同时下来。也有人说伽利略自己没有做这个实验，他只是给学生说了，他的学生验证了。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象征，向权威挑战的一个象征，这在当时可不得了，结果他在1589年受聘于比萨大学做数学教授，到了1592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他被解聘了，没有续聘。亚里士多德虽然去世已经很久了，他那些残余的影响使得伽利略失去了教授的职务，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托马斯·杨是一个物理学家，他认为光是种波动，有波长，红光波长长，蓝光波长短，他这种学说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实验做出来的，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但是就算是有实验作为根据的理论，当时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因为牛顿认为光是粒子，一粒一粒的，所以大家没有同意他的说法，所以他就说：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万无一失的，我遗憾地看到他也会弄错，他的权威（因为牛顿是一个科学的巨人），也许有的时候甚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牛顿我们知道，他用三棱镜做实验，他是证明了白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他的实验做得很漂亮。当然最近也发现这样一个实验，在20年前有一个捷克人已经做过，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但不管怎么说牛顿是一个伟人，他是科学的巨人。可他的权威，使得他说的话，即使说错了，人家也跟着他走。他有一句话，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说所有的光，不管是什么颜色，它的折射率都是一样的。如果这样说的话，他的实验根本就做不成，白光分不出红橙黄绿青蓝紫，如果折射率都是一样的，它应该是结到一个点，而不是散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地方，他也没有发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并不是说伟大的科学家说的就是对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光，它是牛顿说的也对，就是粒子说，杨说的也对，即波动说，它是粒子用波动的形式在运动着。这个事情让我们认识到，看问题要看到两面，就像一个硬币一样，一边是头，一边是尾。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较专门的，像光谱议。1889年，有一位年轻的Hermann Ebert提出来，认为设计很好，结果有一个权威叫Kayser，他是光谱学的权威，他写了一本光谱学大全，这里头就说这个设计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比如这个镜子这么大了，这个怎么做了，等等，结果就把这个事情毙了，毙了50年。最后到1952年，有一位年轻人，在美国，他重新挖掘出来，他认为这个设计是好，他提出来怎么一个好，而Kayser他有几点，他是忽略了，把图也抄错了，最后他提出来了“EbertFastie”的设计，这个设计到现在从1955年就有人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一直到现在，咱们中国也仿照它。所以可见这个东西，权威也好，或者是有经历的人也好，说话要特别注意。
所有这些例子，都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冰山底下没有露出的，没有浮出水面的还很多。所以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院的机关报《科学时报》上也经常有这样一些文章，比如说余国琮先生、周恒先生提了，院士要有勇气接受监督。何祚庥先生今天也在中山，他说科技人员必须要自重自律等等。所以我说权威人士，我是老师，我是教书的，包括老师在内，在发表评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宽容一些，不要一下子把一大帮人打倒了，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要慎重一些。还有一些人，我想讲一讲，关于写文章的事情，大学生可能就要写文章了，小学生要写作文，中学生也要写作文，我们说文章千古事，写文章你准备要流传百世，写出来，那个纸可以放很久的。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说能够想像到的，所以我们写科学论文特别要宁缺毋滥，不要滥竽充数。白纸黑字，一旦发表了以后，流传出去，你要改正的话，相当的困难，但是一旦你发现有错误，你一定要改，要更正。我就有这样一个事情，1981年我在国外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我的研究生，他有一个数据是一个超差的数据，误差太大了，在统计的时候，应该把它撇掉，但他没有，他认为这样可能可以客观点，结果算出来了。五年以后我发现了，我提出要更正，那个杂志的主编说：“好样的。”他就赞赏了我这一句，就给我登了。所以你一旦有错，你一定要改正，这是对读者负责，这是对你自己负责。不要把一篇文章分开三篇来写，我们每发表一篇文章，你要有足够的分量，你才发表。我又谈到斜塔，这是我从网上抄下来的，他的题目就是和平庸、低劣几乎是同意义。你制造次品的时间是简便得多了，费的工夫简单得多了，而且很多时候不容易被人家发现，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它该进行报复的时候，已经晚了。就像这个斜塔，为什么会斜？就是设计方面原因。设计者对当时比萨斜塔底下的地质情况不了解，好，倾斜了，他用错误的方法更正它，怎么办呢？这个倾斜了，不行不行，我在这里多摞几个砖，希望把它弄过来，它这个低了的话，我就要把它弄平。它不是砖，它是石头，一来的话，它更重了，沉得更厉害，结果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实际上这个塔，你仔细看，它是弯的，就是因为当时的工匠越做越错，就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到现在全世界投标，怎么样让它不要再斜下去了，所以这个事情有一点晚了。
现在时间到了，我想把胡可心同志在论坛上讲的话献给大家，他说：我们从此将生命献给祖国，我们将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共产党员的负责精神，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下一个世纪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祖国施展抱负，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抱负。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黄本立 光谱化学家，生于香港，原籍广东新会。1945—1949年就读于岭南大学物理系。厦门大学教授。早年创立了一种可测定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的新型双电弧光源。60年代建立了国内第一套原子吸收光谱（AAS）装置和国内第一套钽舟无焰AAS装置。70年代以来从事新光源ICP的应用及基础研究；对有机溶剂作用机理和各种进样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可同时测定氢化物和非氢化物元素的新型雾化器——氢化物发生器，并获专利；建立了多种环境样品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注射-电化学氢化物发生技术和一些非传统氢化物发生技术，可与光谱/质谱连用。近年研究强电流微秒脉冲供电（HCMP）空心阴极灯激发原子/离子荧光分析法，改善了多种元素的检出限。HCMP技术亦已成功地用于辉光放电飞行时间质谱仪上。
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来源：《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报告集》（第一辑）
